第10章 父亲走的路（1 / 2）

人生有很多路要走，但有一条路很难走，那便是父亲的路。

1997年9月10号，是我到青岛建筑工程学院报到入学的日子，那天我跟父亲一路舟车劳顿，在宿舍放下行李后，并没有住下，而是立刻原路返回，我们要去赶乘轮渡到青岛回老家——取我的学生档案。

记得那天父亲和我乘坐1路公交车，颠簸到黄岛轮渡后，已是当日最后一班轮渡了，轮渡是青岛与黄岛之间最短和最快的交通方式，我们着急赶路，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就一门心思上了船。

大概人都这样，在不确定选择的正确性与否的时候，就毅然选择先上船再说。

我不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但我是焦虑的——因为我不确定我的学生档案是否还在海阳一中，我也不确定我的档案是否符合大学的要求。我急于确定答案，心里便越来越焦虑，恨不能身上长出双飞翼，飞回家再飞回来，这便是很多人的心态特征——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心里会有莫名的恐慌。

在团岛下船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记得是晚上九点半左右了，从这最后一班轮渡上，不时走下来三三两两的旅客，大家有说有笑的，交流着旅行的趣闻，而与庸散自如的其他旅客不同的是，父亲与我怅然若失，又步履匆匆——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向哪里？

心情沉闷的父子俩，站在路边昏黄的灯光下思来想去，我提议去投奔一个亲戚，他工作在延安三路，但其实我们两个并不确定这个地点是哪里，该怎么走，有多远。

那时候团岛轮渡已经没有公交车了，在去和不去这个问题上，父亲稍微犹豫了一下，他说这么晚了，咱们去找他，合适吗？我没有犹豫，觉得那就是方向，那就是希望，怂恿着父亲同意了我的建议。

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早已是他人心中仅存的希望了，但他是不是你真正的方向，却有待时间验证。

没有车，我们就步行去，反正在农村的时候，走远路也是家常便饭；找不到方向，我们就沿途打听着，谦逊低调点，总会有人为我们指点迷津吧，我心里笃定自己的想法，觉得自己是大城市里的大学生了，我做出的决定要比父亲的决定正确，真是鲜衣怒马少年时啊。

如今想来，父亲那晚不过是委屈了自己，用父亲的责任兜着我的狂放而已。如果是往常在农村里，那是他从容可控的天地，父亲是断然不会同意我如此冒昧打扰别人的，今天或许是因为在一个他不熟悉的城市，也许是他觉得我长大了，更可能是为了我，见我如此坚持，便犹豫着舍弃了自尊顺从了我。

于是，父亲就和我一路打听着，步行奔向延安三路。青岛是一座海滨城市，那天晚上的天气又湿又闷，令人心烦气躁。

时间已是深夜十点左右了，不知道是往日便不是很繁华，还是北方城市的夜就是如此，街面上早已经没了人影，偶尔有个把商铺还开着灯，透过窗户我们能隐约看到有人在里面闲聊——感谢这依然闷热的9月份天气，让我们能在这么晚的时间，在异域他乡有机会访听道路。我记得在离开团岛码头不远的一个长坡路边，有一个中年人在听到我问路的时候，迟疑了一下，他说：那里很远，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去？我坚定的说：走着去。

青岛城区的路并不开阔，如今想来那晚的路恰如人生，有的路段平坦顺直，有的路段蜿蜒曲折，有的路段宛若爬山，有的路段似入闾巷……。父亲和我都从没来过青岛，我们摸索着朝着大致的方向行进，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也就不确定到底还有多少路要走，但或许也是因为不知道路途的遥远与艰辛，我们心里反而都憋着一股劲儿，穿插在城市里，觉得曙光就在前方。

人生就是这样，树立一个可预见的目标，比塑造一个不可控的梦想，更能产生动能转化作用。

我不确定那天晚上，是否所有的指路人都给了我们正确的方向，等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延安三路，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

当我看到那个我们要找的单位后，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觉得终于到“家”了。亲人两个字对身处为危难之际的人来说意味着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支撑着我们走来，有亲人的地方便是“家”的地方。

“师傅你好，我们要找……”，我主动敲响了传达室的窗口。

“这么晚了，人早就下班回家了……”，传达室值班的人睡眼惺忪地回应我。

“回家？……”，我心里迟疑了一会儿，我一直以为城里人工作的地方和居住的地方，是在同一个院子里，最多是在距离不远的地方，就如同我们农村一样，庄稼地距离自己的家很近，如果有人喊一嗓子，家里大概就能听到。

“那能帮我们找到他吗？我们……我们是他老家的亲戚……”，父亲着急了。

传达室的人迟疑了一会后，从抽屉里摸索出一个本子，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号码，我们小心翼翼的向传达室借用电话，拨了那个号码，电话在连续拨了几次后，终于有人接听了。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传达室的人在父亲拨打电话的时候问我。

“我们从团岛轮渡走过来的……”，我有些兴奋而自豪的说。

“啊……”，传达室的人惊讶的合不上嘴，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就在这时，父亲也放下了电话，对我说：你叔让我们先住下，说让宾馆把账记在他身上，他的孩子感冒发烧，他就不过来了。

父亲的复述出乎我的意料，我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发呆，一时语塞。

其实这完全就是我们没有边界感，且不说人家的孩子生病了，就是没啥事，以上世纪九十年代青岛的交通条件，在半夜也是过不来的，但无论如何，如今想来，这件事是我们父子俩做错了，确切说是我考虑不周，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把彼此陷入了尴尬的地步。

父亲说：自己的问题应该由自己解决，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父亲觉得不能给人家增添麻烦，都是成年人了啊，还对我说不要因为对方没有满足自己的需求，就迁怒怪罪于别人。

既然已经决定不住了，父亲决定带我走去内蒙古路海泊桥长途车站，车站有候车厅，我们可以待在那里，早晨就能赶上第一班车回海阳，以免耽误我的入学报到手续。我们向传达室请教了路向后，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回家的路，那是回海阳的路，那才是回我们自己家的路。

我们坚定地从延安路又步行走向四方长途汽车站，但等我们兴冲冲地到了车站后，才发现车站四门紧闭，候车厅是不开门的。

车站的广场上有几只流浪的老狗在不时地走动，四周没有人影，只有昏黄的路灯还静静地站在角落里，时间已是凌晨三点了。

车站外海泊桥下的臭水河沟里漂浮出来的味道，把人熏的难以忍受，草丛里的秋凉虫，偶尔还传来几声清脆的声音，天上稀稀拉拉的几颗星星，躲过了乌云的遮挡，天快要亮了，空气开始向大地播撒细密的晨露。

父亲很快就躺在路边石上睡着了，他太累了，那年父亲已经快五十岁了。我坐在父亲身边，看着他的鼻翼一张一合的打着呼噜，在内心深处不禁责怪起自己来，父亲这一路上的颠簸，全因我的性格缺陷——我想当然的认为，学生档案会被高中寄送到大学，而实际上通知书上已经提示，需要学生自己提取档案，在报到日带到大学。

我的这一错误导致今晚父亲跟着我穿越了大半个城市，这是走了多少路啊。看着熟睡了的父亲，我回想起这一天的折腾，白天我们兴冲冲的赶到学校，夜晚我们急匆匆的赶路回家，尤其是在延安路那段长坡，父亲已经没力气走路了，我不仅没有体谅顾及，反而快速的走在前面，与父亲拉开长长的一段距离，但其实父亲早已精疲力尽，只是为了我而坚持着父亲的责任，那时候他的脚步只是肌肉在机械的挪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