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我的大学时光59（1 / 2）

1999年7月，我从青岛建筑工程学院薛家岛校区毕业了，送走了宿舍里其他同学，我自己打包了行李，拖着恐慌，坐上离开黄岛回青岛的轮渡——回家。

我总是喜欢在繁华过后，一个人坐在台下默默地守护刚刚谢幕的璀璨。

轮渡上的人三五成群散落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人在兴致勃勃的看着海浪翻起，有的人在交头接耳的讨论着什么，也有的人在疲惫不堪的低头不语……，我坐在船舱的椅子上，看着茫茫大海，尽管凉爽的海风迎面扑来，天上的白云掠过船头，但我眼里没有感觉到生机盎然，也没有书上说的学成归来的感觉，内心世界就是慌，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能干什么，完全没有二十几岁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这也是大多数毕业生的样子，与刚入学那时渡船的心情完全不同。

半个小时的轮渡时间，一会就到了团岛码头，就跟我那一闪而过的大学时光一样，仓促又狼狈。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跟随流动的人群被动地走下轮渡——我的学生时代，结束了。

再见，我的学校，我的学生时代结束了。

回头再看薛家岛已隐没在海雾中的对岸，我人生中的第一集也已经结束了，从此我既是访客又是樵夫，出没于社会这座充满无知的森林里。

我的大学在QD市开发区薛家岛，那时候的薛家岛还有着渔民小镇的味道，作为主干道的长江路，横亘在校园正门，贯穿着薛家岛到黄岛，两侧是渔民之家和各种单位。每天早晨5点左右，我都能听到重复的播音腔——本车1路，发往黄岛轮渡。那是位于学校正门口对面邮电局门前的公交始发站传来的声音，1路车自我们校区一路颠簸到黄岛轮渡，贯穿了黄岛的主要城区经济带，而直到1998年，黄岛轮渡还是主要的海上往来青岛和黄岛的交通途径。

这1路公交车报站的声音，就如同我的闹钟，它每天早晨都能准点喊醒我开始一天的学习生活，每天晚上我都听着它的声音准时入睡，以致后来我因此而形成了规律的作息习惯，保持到今，但1998年秋季开学后，随着毕业的脚步越来越近，这报站的声音，在我心里就如同孙悟空被唐僧念着的紧箍咒一样，让我反而愈加睡不着了。

与1999年毕业时返航不同的是，我还记得1997年9月份，我跟父亲第一次坐轮渡来报到时的情形，那天我很兴奋的盯着船舷下翻滚的海浪，周围不时有几只海鸥穿过，扑面而来的海风，让我感觉身心轻松舒爽，完全一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样子，我在内心对着碧波荡漾的大海高声呼喊——这世界，我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进城，我对一切都是好奇的，我在船上不时的到处溜达，一会到左舷回看正在远去的青岛，一会到右舷眺望即将踏上的黄岛，一会又登上二层看着蓝天白云……。那天我像极了《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大观园，感觉自己触摸到世界了。

坐满了与我一样的大学新生的轮渡，载着我们在胶州湾海域航行了半个小时后，缓缓的进港靠岸，把我们放在了一片全新的土地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意气风发的气息，争先恐后地走下了轮渡，坐上了学校提供的迎新大巴车。那是一辆破旧的连体公交车，车上挤满了要去学校报到的新生，大家都兴奋的左顾右盼，彼此打听着你来自哪里，我来自哪里，学什么专业，与我父亲一样，家长们则微笑着看着兴奋的孩子们，他们在心里想——孩子们有出息了，这憋着一口气奋斗了十几年的日子，终于熬出头了。

我们在车上晃荡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到了学校，在车缓缓驶入大学校门的时候，我伸长了脖子看向窗外——这里就是大学啊，从此我的人生不一样了。教学楼下的广场上放着一排排按学院分专业的迎新桌子，学哥学姐和老师们坐在那里等候着我们报到，大家各自根据报到指南，找到了自己的目标，按流程分了宿舍，我便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我进入宿舍的时候，宿舍里已经有人了，我记得是刘春华的父母在替他整理被褥。在父亲和我开始收拾我的行李的时候，其他人也前前后后的进来了。彼此主动寒暄了几句后，发现我们宿舍六个人都是来自省内的，地域上便也没什么陌生感了，很快大家就玩在了一起。

年轻人是活跃的，这本就不大的校园，和本就不繁华的小镇，也很快就被我们熟悉了，大学的新奇劲，就如同那被风吹过的云一样，散开了，消失了。

校园虽然不大，但前面就是大海，只不过那时候的那片区域，依然是养殖滩涂湿地状态，没有如今的旅游环境开发，有来自内地的同学对那片海滩议论纷纷，于是新生军训结束后不久的一天，我对宿舍的同学说——我带你们赶海去。

我们宿舍六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海边，尽管我长这么大，就下过一次海，但身为宿舍年龄最大的人，我很自然的承担起领头人的责任，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我带着范金龙、王冠华、刘春华、张华伟四个人去赶海了。

那片滩涂早已被周围的原居民围堵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养殖池了，我记得那是10月底，养殖池里已经没了水，渔民早已把养殖物捕捉打捞净了，留下的只是一片片的湿地。赶过海的人都知道这种滩涂是很难走的，我们挽起了裤腿，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海滩上，一些小小的螃蟹在周围快速的爬来爬去，同学们惊奇的喊——这里有这么多蟹子…。大家兴奋的追着螃蟹满滩涂跋涉，我凭着家乡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不是我们要抓的，我带着他们朝一条涨潮退潮必经的海沟走去，我要带他们抓更大的螃蟹。

有经验的人从来不屑于零碎小物，他们都是直奔主题，但也失去了沿途的乐趣。

那是快乐的一个下午，那是劳累的一个下午，我们一直在海滩上玩到四点多，眼看着西坠的太阳逐渐没了颜色，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那片滩涂。校园南门距离滩涂有二十多分钟的路，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这一下午收获的炫耀，尤其是走进校园的我们，虽然每人都是一手提着鞋子，一手提着蟹子，那挽着裤腿的腿上，也早已沾满了污泥，但每个被晒的红黑的脸上，却笑的那么灿烂，大声的调笑着彼此，唯恐别的同学不知道我们是第一批去赶海的人。我们有说有笑的走回宿舍，那是我们几个人在大学的家，那天我们融为一家了，我们不再是来自不同地方的陌生同学，而是一起下过海的弟兄了。

人就是这样一群感情动物，一起扛过枪打过炮才是兄弟。

那片海的旁边，有一栋还没有完工但被废弃了的楼，那本是一所私立学校的建筑，我有几次带着范金龙去过，我们坐在其中一栋楼的二楼惆怅，秋晚寒斋、云外哀鸿，周围是一片荒凉的海滩，东南方小岛上的树林里，有几只不知名的鸟儿正在疲倦的归巢，西方天上的斜日正欲沉入那乱山无数，云破处泄下几缕尚存的光线，仿佛是在告诉我们不如归去。

坐在那被遗弃了的废墟中，我心中虽然没有“烟笼寒水月笼沙”，但也在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伤感——因为我们在校只有两年的时间，开学就意味着毕业倒计时。

我记得每次去都是我买西瓜，范金龙买扎啤，他是一个会察言观色的人，我们两个喝着啤酒吃着西瓜，盯着这不属于我们的天，我说——金龙，我们心比天高。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毕业后我多次去过那里，但如今再也没喝过那么苦而又有香味的啤酒了。

我对时间的珍稀性，看的格外重，那天赶海回来，我默默的走在后边，看着他们几个在前面嬉笑打闹，当我走到宿舍楼下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莫名的伤感——兄弟们，我们只有两年时间，如今已过去快半年了，珍惜这难得的片刻欢愉吧。

“螃蟹是可以生吃的”，回到宿舍后，我对宿舍的同学说，他们很惊奇的不相信，以为我在逗他们玩，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是我家乡的一道美味，而渔民们也常说——生吃蟹子活吃虾。为了让他们尝到这美味，也为了证明我不是开玩笑，我去超市买到一袋食用盐，把抓来的蟹子洗干净了，撒上一层白花花的细盐，仿佛在做什么饕餮盛宴，我告诉他们次日早晨便可以吃了。

生活就是这样，你若用心了，她总会给予你出其不意的温暖。

尽管我很认真的做了，但仍然没有人相信我的话，大家都当作玩笑，我们继续打“够级”——一种山东独有的扑克牌游戏。山东的大学生宿舍，没有不会玩这种扑克游戏的，“点、烧、闷、拉”四大贡是赢家的兴奋点，牌桌上的每个人斗智斗勇，示弱逞强，宁肯自己拉了，也要想法张罗着把对手憋在家里，只为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有句话叫千万不要相信山东人打牌时说他走不了了，李世强特别会记牌，他能把对手、上下级和自己出过的每张牌，都能记下来，并且能算得出来，对方还剩下什么，他和机敏的刘春华真是棋逢对手，应了那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牌桌上我们可以计算牌局，但在人生这个舞台上，我们没有资格算计，岁月也并没有给予我们比任何其他人多余的喘息机会。

次日早晨，我特意早早的去食堂买了早餐，回来后把他们叫醒——我要吃螃蟹了，王冠华说老大你真吃吗？这又有什么，我故作神秘的说，引起了他们的好奇，他们仿佛看到了外星人，来了兴致。

我打开一只螃蟹，哇，秋天的螃蟹真是顶盖肥，金黄色的蟹黄，肥白的蟹肉，馋的我赶紧吸吮了一口，真是美味啊，那是一只被我老家的人称为“石夹红”的螃蟹，它的肉格外紧致鲜美，我情不自禁的闭上眼睛享受着这顿丰盛的早餐，全然不顾他们一个个仿佛在看什么天外来客，我嚷着要他们尝尝，同学们都半信半疑的退避三舍，只有调皮的刘春华，勇敢的拿起一只，也是浅尝了一下，就赶紧扔掉了，真是地方不同，口味不同啊。

我没有再强迫他们，独自吃了一顿饕餮盛宴，这是生活的滋味，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一顿盐螃蟹，让我回想起了家人，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呢？与大多数父母一样，为了支持孩子考上大学，他们想方设法赚钱，为孩子们尽力提供生活支持，而这在那个年代实属不易。

那天是周六，他们通常会懒睡到下午，特别是王冠华，如果你不叫他，他能不吃不喝睡到晚上，被我们笑称为宿舍的“睡神”，王冠华的理科思维能力特别强，他笑眯眯的眼睛下，蕴藏着无限的遐想，是一个沉稳而有思想的人。

我吃完螃蟹的时候，他们继续睡觉去了，而我则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安静的校园，校园广播正在播放着任贤齐的歌曲《心太软》，那悲伤的声音让我陷入沉思，盯着这不大的校园，我在想，这就是苦读十几年的目标和结果吗？

我的高考并不顺利，我考大学的过程完全就是一场事故，如今想来根本就是性格缺陷——想当然——所致。我答题的时候，大多都是阅读了文字后，便不加思索，提笔就写，这种答题方法是有问题的，很多时候我并没有理解完整的题目含义，仅仅是阅读了题目的文字而已，没有去思考文字的逻辑关系，更没有深究背后潜藏的问题实质，自然就不会答出正确的答案，而这种思维习惯，也一直影响着我很多方面。

比如入学报到那天，我跟父亲在宿舍放下行李后，并没有住下，而是立刻原路返回，要重新坐上轮渡到青岛回家——取学生档案。那天我惶恐的跟着父亲坐上了最后一班轮渡，在团岛下了船后，也已经很晚了，心情沉闷的父子俩想着去投奔一个亲戚，而那时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我和父亲一路打听着，步行朝着延安三路方向走去。我不确定那天晚上，是否所有的指路人，都给了我们正确的方向，等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已经是半夜了。因为某些缘故，我们从延安三路又步行到四方长途汽车站，等到了车站，已经凌晨三点了，父亲累的躺在地上睡着了。父亲的这一路颠簸，全因我的性格缺陷——我想当然的认为，学生档案会被高中寄送到大学，而实际上需要学生自己提取档案，在报到日带到大学。

所以，性格决定命运，如果能控制的了自己的情绪，便会调控的了自己的人生。

但不管怎样，这大学我来了。

那时候的薛家岛校区真是小的可怜，我记得体育老师说这校区还不如一个高中大。整个校园由一栋教学楼、一栋食堂、一栋图书馆、两栋宿舍楼、几栋教师公寓组成，剩下了的无非就是配套设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站在我们宿舍的阳台上，我可以看到学校的正门，那正门的旁边是礼堂，我们后来常在那里看学校的演出，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支《青纱帐》舞蹈，每次重大演出总会有她，那欢快的旋律就是青春的气息。

第一次看这支舞蹈是在我们刚报到没多久的时候，学校在那个大礼堂里组织迎新大会，不同专业的所有新生都集中在那里，大家先是聆听校领导向我们介绍学校优秀的历史，继而是新生提问和欣赏迎新晚会。轮到同学们提问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李鸿顺站起来问：老师，我们是否有专升本的机会？那个校领导没有犹豫，直接回答：没有。专升本这个名词，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有时候就是这样，信息的不对称早已经决定了事情走向的结果。

人类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我们的地球生活在银河系最贫瘠的区域，这颗星球上的大多数人是平凡而贫瘠的，不过地球从未想过抛弃任何人，她正托着我们在这黑暗的宇宙里奔向未知的方向，但地球的伟大丝毫不影响人类中那么一部分人陷入满足私欲的囚徒困境，丝毫不影响他们去冠冕堂皇的破坏这颗星球的可持续能力，在私欲贪婪和破坏规则方面，他们从没认输过。

1999年6月份，我们毕业了，直到毕业证发下来，我们才通过小道消息获知有一些同学要去四方校区继续读书，后来确认他们是获得了专升本机会，其中会计班只有两个人，而据说国贸、营销等专业居然也有同学进入了会计班的本科阶段。李鸿顺则与我们一样，背起行囊回家了。李鸿顺是个聪明的人，这从他在校期间的学习状态就能看出来，他经常拿奖学金，我猜想他属于那种高考考砸了的学生。

希望于每个人而言就是黑夜中那盏油灯，我们用双手护住那孱弱的火苗，希望她长明，但若有一股邪风吹过，吹灭的不仅仅是灯光，可能就是毁灭一个人的一生。

在迎新晚会后，就进入了全新大学生活的状态了，除了日常的学习以外，每个人都有声有色的开启了自己的青春，活跃的同学们中有的人报名参加了各种社团，有的人则自发组织了不同的活动，比如那时候很流行的交谊舞会。我则是一个内向木讷的人，不仅没有参加任何活动，甚至还阻止宿舍其他人过早的恋爱，我说我们大学就两年时间，学习都还没搞明白就毕业了，就不要耽误别人了。我总觉得恋爱是很重要的事情，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别人负责。说来也怪，大学两年下来，我们两个班级除了两个同学外，大多数人都是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没有人去你侬我侬。

第一个半学期的时间很快，本身开学就晚，我记得我们是9月中旬报到，先开始为期半个月的军训，就到9月底了，又接上中秋节和国庆节假期，直到十月份的第二个周，我们才正式开课，可能是老师考虑到大家刚由高中转入大学，故而排课相对轻松，两个月的课程内容大多都是些基本概念，在轻松欢快的旋律中结束了上半学期，大家就各自回家过春节去了。

我记得1998年的春节晚会火了一首歌曲——《相约98》，我们回校后，校园广播每天都在重复这一首曲子。新的学期是毕业季，上一届学生要毕业了，校园里充斥着别离的忧伤，高一级的学生，纷纷进入毕业答辩、喝分别酒、交换纪念物的情绪中，而这种情绪也很快就感染了我。

大概是在1998年四月的一个周六，那天早晨我仍然习惯性的早起，站在阳台上看着校园发呆，那首早已熟悉了的曲子又开启了单曲循环模式，王菲那英重复着的歌词引起我的情绪——前途在哪里？今日的他们，便是明年的我们……。

看着这不大的校园，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偶尔有几个学生背着包走在离校的路上，愈发显得这校园格外冷清，抬头看到了西边的山，那山有棱有角，我们从没去过，但站在校园里看起来也不远。

人在迷茫的时候，一定不要陷入情绪，要给自己找点别的事情做。